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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调整中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贸易、流通与储备政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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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高补贴、粮食倾销掌控他国农业发展,实现长期粮食霸权。在美国的诸项农业贸易政策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对农业的巨额补贴政策。美国农业补贴涉及农业商品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表1)。由于农业补贴规模庞大和自由贸易规则,使美国得以在国际商场倾销粮食,致使发展中国家粮食市场被控制。据统计,美国和欧共体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半数,而出口价格分别低于生产成本的46%和34%,美国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出口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20%。(23)美国玉米、大豆、小麦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58%、43%和22%。(24)低价格不仅让美国粮食倾销至其他国家成为可能,而且也使美国具备了控制国际粮食市场的基本条件。结果使很多发展中国家更依赖美国粮食,并且失去国内粮食价格主导权,粮食生产面临廉价进口粮食的严重冲击,逐渐被逐出国际农产品出口市场。
表1  美国的农产品补贴内容
































































商品补贴
直接补贴
小麦、玉米、高粱、大麦、燕麦、棉花、大米、花生、大豆、其他油籽
销售贷款差额补贴
小麦、玉米、高粱、大麦、燕麦、棉花、大米、花生、大豆、其他油籽、豆类作物等
反周期补贴
小麦、玉米、高粱、大麦、燕麦、棉花、大米、花生、大豆、其他油籽、豆类作物
贸易补贴
直接出口补贴
 
国际农产品综合信息服务
 
间接出口补贴(出口信贷)
 
资源保育补贴
资源保育项目
 
自然灾害救济补贴
 
生物质能源补贴
主要对象是玉米
 
第二,掌控国际粮食贸易组织和贸易规则。美国的霸权主义具有长期战略和历史延续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多边贸易自由化也为美国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虽然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衍生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依然受到美国的掌控。为实现和强化粮食霸权,一直在试图长期掌控和影响由其建立和发展的世贸组织。其一,美国与欧盟等盟国在制定世贸组织《农业协议》时给自身留下充足的补贴空间,美国一直借助《农业协议》框架下通过不公平的出口补贴与国内支持等规则,对小麦、玉米、水稻、高粱等粮食作物给予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同时还为粮食出口提供种种出口补贴和出口信贷。其二,WTO粮食贸易规则中许多定义、原则乃至具体适用要求还存在纰漏,因此成员国管制粮食贸易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美国作为西方体系的领导者,为了维系WTO规则的稳定以及盟国的团结,在一定程度内容忍其他国家(包括其同盟国)对粮食的管制,而当美国认为这种管制会对其粮食战略构成严重威胁时,就不惜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打击这种管制。其三,政商合一,共同推动国际粮食贸易规则美国化。1987年到1989年任嘉吉公司执行总裁的丹尼尔·阿姆斯特茨,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正是因他推动,农业首次被纳入关贸总协定体系下,并由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继承。此外,粮商还与政府携手影响国际组织以为自己所用,当初海地允许美国米进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发放贷款的硬性条件。
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制定很少依据世贸组织规则主动进行调整。在农产品低价格时期制定的2002年《农场法案》中,关于法案与世贸组织的相互协调问题,《农场法案》仅仅做出了一条规定,“授权农业部长如果有必要维持美国的承诺时,进行支付调整”。可见,美国政策制定者并未将世贸组织的规则约束放在重要位置。在2008年《农场法案》制定过程中,世贸组织农产品贸易谈判和农产品贸易争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的政策导向。
第三,美元、贸易自由主义和粮食安全相结合。由美国主导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局面形成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执政时期开始的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25)1971年尼克松取消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兑换的规定,放任美元贬值。这个新规定虽然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确保证美国粮食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出口更具竞争力的战略手段。自由贸易是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政治口号。这种政治口号和美元贬值、粮食安全结合起来就成为美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新内容。
第四,通过政府政策、产业资本的跨国经营和粮食的转基因综合运作冲击他国粮食安全。美国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逼迫他国开放市场,通过高额补贴使本国农业享受巨大优势,通过人为的市场波动打垮其他国家粮企,通过转基因食品建立新的技术高地,从而扼住他国的食道,使别国的粮食安全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整体战略。为此,很多国家成为牺牲品,国内的农业被美国吞灭。例如,墨西哥和菲律宾已从以往的粮食出口国,被美国成功地转变为粮食进口大国,巴西和阿根廷则接受美国转基因大豆,成为美国粮食战略体系的附庸国。
第五,政府谈判。美国政府将国际贸易协定谈判视为实现其国内目标的重要手段。为维持和提高本国粮食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坚持不做让步,并迫使发展中成员放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限制。通过这种粮食安全战略,可以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国家整体利益,平衡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关系。“在规则方面,美国将本国的政策目标与国际贸易规则设计融为一体,牢牢掌控多边贸易谈判的议程设定,将其国内关注的议题纳入国际贸易协定的谈判议程,通过强化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规范国际贸易摩擦和冲突,并利用现有多边贸易规则的缺陷维护自身经济利益。”(26)
总的来看,美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有美国才有在全球粮食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美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对国际粮食市场机制的扭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一切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受到美国粮食安全战略和贸易规则的冲击影响。
(二)欧盟的“强权”贸易政策与粮食安全。
1.欧盟粮食安全与强权战略。对于欧盟国家而言,粮食安全也与欧盟区或欧元区的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紧密相关。从历史看,欧盟的形成既源于欧洲人百年来的统一梦想,也有对抗美元霸权的初衷。因此,欧盟粮食安全战略的强权思想体现在与美国的抗衡方面。具体而言,欧盟的粮食安全战略并不仅仅是农业和食品安全问题,同时在具体的粮食安全政策制定中,也体现着其与美国粮食霸权相抗衡的粮食强权思想。尽管长期以来,欧盟的粮食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经常受到美国粮食安全霸权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依然表现出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种强权意识和强权战略。
虽然欧盟粮食安全领域的强权战略由于种种先天性不足导致基础不牢固,但是依然具有独特之处,并对欧盟各国的粮食安全政策施有重要影响。首先,欧盟粮食安全的强权战略体现在“欧洲农业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严重损害方面。1993年乌拉圭协议中,由于并没有强迫欧盟修改共同农业政策,最终导致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成为世界上最具保护性的政策。在“共同农业政策”中,对农民的具体支持形式有直接支付、价格干预、过剩产品的存储设施以及出口补贴。这些措施延续至今,并且还有强化的趋势。“对于欧盟成员国来说,这些措施稳定了食物价格,但是却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安全,并使发展国家的粮食贸易条件恶化,剥夺了发展国家向欧盟出口粮食的可能性。”(27)其次,欧盟粮食安全战略的强权体现在对粮食自由贸易的不断修正方面。欧盟曾经是世界粮仓,为此同美国一同鼓吹粮食贸易自由化,以稳定国内市场。欧盟的粮食安全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对内通过巨额补贴维持价格稳定,对外则以自由化实行农产品保护。2008年粮食危机后,“欧盟成为发达国家粮食危机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28)于是,2008年12月,欧盟27国表示将暂停征收大部分谷物的进口关税。欧盟这么做与其提倡自由贸易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这再次证明,欧盟的粮食安全并非完全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而是立足于对己有利的强权战略基础之上。
2.欧盟实现粮食安全的贸易战略和政策手段。
第一,与美国竞争,试图通过贸易规则谈判确保粮食安全。欧盟的粮食与粮食贸易政策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初制定共同农业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支持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西欧粮食生产。欧盟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农产品与粮食进口地区,但到了80年代中期,欧盟实现了粮食自给并通过补贴出口大量食品。由于通过补贴力推剩余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导致欧盟与美国等主要农产品贸易对手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因此,欧盟是美国在世界农产品与粮食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GATT、WTO农业谈判的主角之一。欧盟在WTO(GATT)农业谈判中,强烈要求对世界小麦市场实行份额分配;在一定时期内分期出口积压的库存粮食;并将粮食库存列为“绿箱”政策等内容。最后,WTO农业协议基本满足了欧盟的要求。
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在与美国就农产品贸易多次交涉后,欧盟进行了农业政策调整,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削减了农产品直接的出口补贴,但以直接收入补贴代替了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等,实际是提高了粮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但当欧盟内部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时,对出口商仍然给予补贴,以保证欧盟的粮食具有与其他出口商竞争的能力,补贴的款额由欧盟委员会决定或根据出口商竞争投标来决定。总体上看,由于欧盟在粮食贸易谈判的强势地位,坚持境内谷物生产满足供应并实行粮食市场保护,使境外粮食从未对欧盟主要粮食小麦、大麦市场造成很大冲击。
第二,调整进出口贸易,维系粮食安全。在最初,欧盟为了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防止粮食种植受到冲击,采用了较为严格的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政策。其一,配额和税收。欧盟对小麦实行全球配给,对木薯、玉米、高粱则实行部分国家配给。例如,高质量的小麦、玉米和高粱等,采用的进口关税是干预价格的155%与进口价之间的差价;低质量的小麦、大麦和玉米等,采用的是配额管理,其中,小麦配额290万吨,税率每吨12欧元;大麦30万吨,每吨16欧元;玉米242万吨,零关税。(29)尽管欧盟通过对进口粮食实行“门槛价格”等措施,控制粮食进口,但在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粮食进出口没有任何税收。其二,出口补贴。欧盟是世界上对农产品出口补贴最为严重的国家,补贴主要集中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农产品上,造成国际粮食贸易机制的极大扭曲,导致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供应过剩和进口国市场农产品价格下跌和进口国的农产品竞争力下降。欧盟正是凭借此政策在差不多整个20世纪保持粮食的净出口。(30)
进入21世纪后,粮食危机的出现和粮食价格的快速提高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为掌握充足的粮源、保障国内粮食安全,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自动取消粮食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的办法。粮食贸易调控的重点逐步转向抑制出口和增加进口扩大粮源,这也成为国际粮食贸易的一个新特点。这一贸易特点随着资源稀缺性的日益显现而更加突出。2011年后,为了通过贸易确保粮食安全,欧盟采取开放贸易和价格掌控两手策略。欧洲议会2011年敦促G20机制制订全球粮食及农产品市场的统一规则,以联合打击操纵粮食价格的投机行为。为将平抑粮食价格和实现粮食安全结合起来,欧洲议会呼吁各国消除粮食出口的贸易障碍,力图通过消除贸易障碍控制粮价,通过平抑过高的粮价推动贸易发展。为了控制粮价上涨,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委员会给予新成立的“欧洲证券及市场监管局”更多的权限,打击大宗农产品市场的投机行为。
曾任欧盟贸易专员的现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曾做过一个比喻,即“共同农业政策是鸡,世贸组织是蛋”。这个比喻道破了共同农业政策与世贸组织贸易体制的关系,即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不是世贸组织农业贸易制度主导的,恰恰相反,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程度决定着世贸组织农业贸易制度改革的深度。(31)
3.法国和德国的粮食国际贸易政策。
(1)法国的粮食贸易政策。法国是欧盟的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谷物出口国,粮食产量占欧盟总产量的1/3,所产谷物的1/2销往欧洲及其他国家。作为农业大国,法国一向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惠方,每年得到的补贴接近100亿欧元,占欧盟农业补贴总额的1/5多。法国政府一向认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保护本国和欧洲的粮食安全与多样性有很大作用,并不认为共同农业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认为目前补贴有70%与农产品产量脱钩,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绿箱政策范畴,这些补贴不会影响贸易和扰乱世界市场。
由于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惯性,欧盟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难以作出让其他谈判方满意的让步。对欧盟农业谈判立场影响很大的法国一直坚决反对在农产品问题上让步,法国农业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也深刻影响着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进程。在近九年的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过程中,欧盟谈判代表在几次关键性的谈判中未能对其他谈判方的主张做出让步,主要原因是欧盟内部分歧很大,特别是法国等农业强国采取强硬态度,不断对欧盟谈判代表施加压力。自多哈回合谈判开始之日起,法国就一直反对大幅度削减农产品关税特别是农业补贴,不断对欧盟谈判代表施加压力。以削减农业补贴为例,按照世贸组织考核标准,欧盟的贸易扭曲性的整体国内支持为600亿欧元,属于第一阶梯,按照世贸组织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法尔科内提出的最新谈判案文,应该削减80%,法尔科内案文公布后,法国当即批评其损害法国农业,要求欧盟采取强硬立场。为此,欧盟只承诺削减70%,远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85%以上的要求。可以预计,只要法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动,法国关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粮食安全立场及其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2)德国的粮食贸易和信息政策。德国农业发达,粮食供应自给自足、略有盈余。德国粮食政策的基础是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其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保证粮食安全。在遵循欧盟的政策和法律的前提下,德国联邦及各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体的贸易政策措施。其实,早在1969年,德政府颁布实施《改善德国农业结构和海防共同任务法》,规定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业企业更合理地发展,土地经营更符合市场需求,并将农产品加工与销售促进作为该法的核心任务。法律旨在增强德国农业、食品业在欧盟共同市场的竞争力,改善农业人口收入。德国政府每年都制定促进农业发展的框架计划,提出具体措施,并确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责任。联邦和各州政府按60:40比例,采取补贴、贷款、贴息、担保等形式,支持具体农业项目。
 
为了扩大出口,德国开始加大对新兴市场的粮食等各类农产品出口攻势。重点市场是与德国毗邻的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包括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德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政府资助在国际博览会上设立联合展台,进一步改善德农业、食品国际形象;鼓励企业参加国际博览会或赴海外举办专门的产品展示活动;为国内企业举办出口对象国国情、农业发展、食品消费及进出口结构等信息咨询活动;邀请海外进口商、采购商赴德参观,研究机构加大对出口对象国的研究。此外,德国还建立了对农产品、食品贸易的指导和服务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作为粮食安全和贸易政策的支撑部分。该体系由联邦机构、州级机构和行业组织组成,如德联邦农业部下属的农业文献与信息中央处、德国农业信息网,面向全国企业,提供德、欧及世界农业发展的全面信息,联邦农业研究院等定期发布市场报告。
(三)亚洲国家的粮食国际贸易、政策方向与粮食安全
1.日本实现粮食安全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取向。日本耕地资源匮乏,人均耕地0.04公顷,农场经营规模很小,农户户均农场面积1.5公顷。因此,日本与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完全不同,是发达国家中进口粮食最多的国家。日本粮食自给率几乎从未超过40%。日本大米自给率为94%,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全球气候变动导致的灾害频发、恐怖活动和国家之间争端的增加、转基因农产品面临不确定性争议。因此,日本民众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进一步提高。日本在2000年《食料·农业·农村基本计划》中,规划至2010年将粮食自给率从40%增加到45%,但此目标一直停留在40%。(32)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日本粮食安全日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第一,金融危机前的粮价暴涨和粮食危机使日本面临动荡的国际粮食市场环境。第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人口增加带来的消费增加,使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大量采购增加,这对于量少且对粮食品质挑剔的日本粮食进口商非常不利。第三,日渐兴起的粮食保护主义对日本形成挑战。例如,俄罗斯禁止小麦出口的政策对日本的粮食安全产生影响——小麦供应量减少,大豆和玉米价格节节上涨。为了因应这种粮食不安全的局面,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加快其对外资本扩张步伐,将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到粮食领域,同时积极借助关税政策和借助美国等发达国家力量推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有利于日本粮食安全。
第一,加强关税管理。日本为规避贸易摩擦,一方面在表面上积极遵守世贸组织农业协定,逐步减少农产品的关税、进口限制并减少价格补贴,另一方面则对主粮产品推行高关税政策,并设置各类贸易壁垒。例如,零关税的农产品占23.9%,10%以下关税率的农产品占51.9%,农产品整体关税率仅11.7%,低于欧盟的20%的关税水平。同时,为了缓冲进口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日本对大米实施二级税率,对低市场准入量内的大米实行低进口关税,对超过部分征收高关税。大米总体关税已达到406%。
第二,粮食进口多元化。作为进口大国,日本考虑到国内粮食生产能力有限,鉴于世界上粮食进口国多、出口国少且集中在少数国家的实际,为防止因进口地单一化而受制于人,日本政府鼓励粮食贸易主体与进口地多元化,日本坚持走进口渠道多样化道路。其一,与许多国家签订了长期进口粮食的协议。其二,建立国际粮食储备方面的探索国际合作。其三,对发展中的国家直接提供技术援助,促进其农业发展,降低这些国家对出口的要求并消除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为从这些国家引进食品创造了机遇。其四,粮食基地多样化。通过70年代在国外建立农业企业的方式解决了粮食进口问题,达到了日本进口粮食基地多样化的目的。(33)日本商社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农产品与粮食生产、采购、储藏、流通、加工中心与据点,已形成全球农产品供应网络,为稳定农产品与粮食进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适应了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形势。
第三,掌控国际粮源。日本政府认为,以与本国贸易商社和其他公司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扩大粮食生产,将有助于降低未来的风险。因此日本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后,极力支持大型贸易商社积极进军海外农产品市场。在日本五大贸易商社中,三井物产、伊藤忠和丸红开始进军大豆、小麦和玉米等农产品领域,并在国外投资谷仓和出口码头等。三井物产深入展开投资海外农田计划,如在巴西购买了10万公顷农田。(34)由于新兴国家粮食需求的增加,南美作为新兴的粮食产地意义重大。日本各大商社开始加快提升在南美的粮食收购能力。三菱商事收购了巴西粮食收购公司20%的股份,并同巴西最大的食品加工公司联合开展粮食购销业务。日本五大商社预计2015年在南美地区的粮食收购能力为2200万吨,是日本进口粮食总量的3/4,不仅为日本粮食稳定供给提供保障,而且看可以供应中国等新兴国家,影响这些国家的粮食供求。三菱商事投资35亿日元收购巴西SEAGRO公司20%股份,并获得该公司粮食的优先收购权,该公司粮食加工能力为100万吨。同时,三菱商事还与巴西国内最大的养鸡及加工公司(BRAZIL FOOD)合作,利用其仓库等联合收购大豆,到2015年大豆收购量可达到500万吨。三菱商事与中国中粮集团合作,开展畜牧养殖、肉类加工项目,签订了每年500万吨的大豆供求协议。2011年11月,丸红商社收购巴西TERULOG公司,2015年在巴西的粮食收购能力达到900万吨,是目前的1.6倍。同年5月,三井物产公司累计出资近500亿日元,收购巴西MULTIGRAIN公司,每年在巴西收购粮食300万吨。丰田通商、双日商社与阿根廷农业公司合作,计划到2017年分别拥有350万吨和150万吨的粮食收购能力。(35)
第四,加强国际粮食贸易规则谈判。日本有强烈的粮食忧患意识。GATT、WTO农业谈判以来,日本始终要求美国等粮食出口国保证不进行粮食禁运,强调各国进行农业与粮食生产活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为农业谈判过分体现了粮食出口国的意志,不能体现公正、公平的原则。早在2000年,日本农业虽在GDP的份额只有1.1%,但对包括大米补贴在内的农业的转移支付总额达到GDP的1.4%,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发达国家中,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仅次于欧盟。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作为适用关税化的特例措施,日本第一次同意开放大米市场,进口最低准入大米。为了不对国内大米价格造成影响,日本政府将最低准入大米主要用作企业加工或外援。
2.韩国促进粮食安全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韩国民众的主要食物是大米、大麦、小麦、玉米、大豆等,除大米能满足自给外,大麦的自给率仅为26.6%,大豆仅为8.7%,而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更分别低至0.2%和0.8%,基本是全部依赖进口。(36)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1年1月的统计显示,韩国总体粮食自给率一直在低位徘徊,包括饲料在内的谷物自给率为25.3%,年进口谷物超过1400万吨,是世界第五大谷物进口国。(3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所提出的各国应保证粮食年消费量的18%~19%为年末库存的建议,韩国主要粮食的库存率普遍低于粮农组织建议水平。如果全球范围粮食生产不足和各国限制粮食出口等情况持续下去,韩国有可能面临较大粮食安全问题。而现实情况也决定了韩国很难继续增加国内粮食产量。因此以粮食国际贸易及其政策为重点的粮食进口战略和国际贸易谈判成为韩国确保粮食安全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第一,加强多样化进口战略。韩国的粮食进口战略是对国营品种的大米和大豆通过国际招标进口。大米根据2004年大米谈判结果,分为国别配额和总量配额,通过招标选定进口国。大豆是国营品种,由农水产品流通公社招标进口。大麦、玉米、小麦等国内需求量大的品种由实际需求商根据自律原则自行进口,政府鼓励企业共同购买,与出口国开展长期合同贸易。
韩国谷物进口渠道主要由外商操控,主要进口谷物的73%和16%分别依靠世界四大谷物进出口商和日本综合商社。它们利用垄断地位,趁谷物价格上涨或市场波动之机,抬高价格,牟取暴利,造成韩国国内食品价格上升,严重损伤消费者利益。对国际市场的不信任和对国际粮价的悲观预测,加剧了韩国的危机感。(38)为此,韩国政府开始注重加强粮食进口来源多元化进程,以保证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并避免国际粮食代理商巨头的操控。例如,巴西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跨国粮商对其掌控有限,为此,韩国政府期望通过和巴西加强外交关系,拓展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加强本国粮食安全。
第二,从多方提升确保粮食安全的国际贸易能力。其一,变相调整补贴。以大米为例,2005年韩国取消了执行了近40年的购销倒挂的大米补贴,取而代之为直接支付。从名义上看,韩国政府对大米的市场价格支持得到终止,但按照OECD对韩国大米支持水平的测算,2007年韩国对大米的MPS占大米种植农户收入的比重为65.5%。(39)其二,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韩国为防止未来价格波动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影响,坚决要求保护农产品市场,维持现行的关税。同时,针对世界粮价上涨的形势,韩国开始主动取消粮食进口。例如,2008年,将制粉小麦的进口关税由1%调低到0.5%,将食用玉米进口关税从1.5%调低到0.5%,取消大豆关税。(40)
第三,寻找海外耕地,实现海外农场开发。韩国在继续“内部挖潜”的同时,开始把眼光转向海外粮食与农业资源开发,力图建立由韩国直接控制的海外农场,弥补本国可耕地的不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国注重通过政府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或团体积极参与,并通过外交积极配合确保海外粮食种植。2008年,韩国与苏丹商定,苏丹向韩国供给69万公顷的小麦生产用地,相当于韩国总耕地面积的1/4。2011年,韩国政府决定继续扩大海外农场开发,增加海外直接生产的粮食产量,以保证能随时供应国内市场。为此,农林水产食品部决定让进出口银行与全韩国经济人联合会参与到官民合营的海外农业开发合作团体中来,加大对外经济合作基金的支援力度,并增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韩国有73家企业在海外18个国家拥有2.4万公顷农地,从事农场开发、生产、构建产地储藏设施等行业。(41)18家企业获得韩国政府的海外农业开发基金支持。其中,14家为在海外直接栽培、生产,将粮食运回韩国的农场型企业,耕种面积达8924公顷,另外4家企业则是在当地专门购买农作物运回韩国的流通型企业。
3.印度实现粮食安全的国际贸易政策取向。印度是南亚的大国,人口众多,大量的贫困人口和素食者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很大,粮食安全受到内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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